中国纪录片为何会被另眼相待，而不是放到西方通行的评价体系里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：西方多将纪录片视作电影的一种，而非置于电视范畴。提到纪录片时，他们用的词是“DocumentaryFilm”，纪录电影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究竟“什么是纪录电影？”
      北师大教授张同道张同道说，“最早的电影，其实就是纪录片——纪录片本是电影的长子，现在却沦落成了故事片的穷兄弟。”同时，他套用了一句HBO的广告词：“It’s not TV，It’s documentary film.”（这不是电视节目，这是纪录电影。）“电视只是纪录片的一个传播媒介，而纪录片本身的制作方式跟电视栏目完全不同。”在纪录片产业更为成熟的日本，“观众不会去刻意区分剧情片和纪录片，宣传上也没有大的区别。”小笠原隆夫说，“在东京，放映纪录片的电影院就有几十家，虽然规模比综合电影院略小，但数量很多，纪录片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民众认知度，都和剧情片差不多。”而在艺术院线发达的法国，纪录片的公映就更不是问题。据坡提克透露，法国纪录片每年公映的数量在30—40部，每场6—9欧元的票价也和剧情片相同。韩国的纪录片播放渠道和中国类似，以电视台为最大阵营。但2008年一部名叫《牛铃之声》的纪录片，不但走进了院线，还创下200多亿韩币的本土最高纪录片票房，连当时的   韩国总统李明博都进电影院观摩，成为当时一大文化事件。

      从那以后，又陆续有20多部纪录片走进影院，逐渐培养起民众在电影院内观看纪录片的习惯。如今，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（KOFIC）每年会为纪录片提供2亿韩币（约合人民币110万）的资助，政府也会为纪录片的公映买单，使其获得免费的公映场所。虽然韩国电影市场仍以好莱坞大片和本土剧情片主打，但每年还能有十几部纪录在大银幕上争得一席之地。
      在中国，台湾纪录片人也走出了一条路。台湾导演杨力州曾因为纪录片环境太差，“完全不能在电视环境里创作”，而另辟蹊径，将纪录片推向院线，结果成为一种特色，不但感动了观众，“也影响到台湾政府，让纪录片真正产生了改变的动力”。在谈到如何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纪录片时，杨力州说：“用幽默来包装，当观众哈哈大笑的时候，我准备好了一个一个的胶囊，丢到每个人嘴里去。笑的时候他不会想太多，因为故事太有意思了。可是电影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或者当他走出剧院的时候，这个胶囊就化开了，这里面是愤怒，他就意识到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苦涩的命题。”　
　   这两年，大陆也有几部纪录片上了院线，它们有一个共性——起源于综艺节目真人秀——《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》、电影版《爸爸去哪儿》、快乐男声的《我就是我》。都是奔着上亿票房去的，但最终只有《爸爸》凭着贺岁档明星亲子的卖点获得高票房，即使是著名纪录片人范立欣的《我就是我》，也只获得670万票房，而投资却过千万。

票房失利的原因有很多：急功近利、宣传不当、档期不好、遇到劲敌……但原因之一，就是大陆观众尚不习惯将纪录片也视为电影类型的一部分——即使，在国际众多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中国纪录片数量，很可能已经超过中国电影。也有人预测，2014全年电影票房即将超过300亿大关，这300亿里只要有百分之一属于纪录片，就是中国纪录片的另一个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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